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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/7/7 | 作者：一拙
 
  為治之道，是：人情、事理、法律？還是倒過來：法律、事理、人情？當然是仁智互見、公婆有理的事體；但是，使人不能不想起《論語》的「其父攘羊其子發之」的事體。當時孔子駁斥葉諸梁的「大義滅親」說，而認為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」才是人倫正道。於是，從來學者多詬詈，說中國只重「人治」，不講「法治」！是這樣嗎？講個故事：

楚‧昭王時，宰相石奢為人堅直廉正，無所阿避。一日，巡視州縣，正好碰到警察在追捕殺人凶嫌，石奢當然著人加緊追緝了；誰知抓來的，竟然是自己的父親！石奢二話不說地放縱了父親，而自我捆綁著入獄服刑，且使人報告昭王，說：「臣縱放罪父，依法當死！」

昭王說：「唉，你們就假裝追捕不到，不就得了嘛？死腦筋！還是幹你的宰相去吧！」

石奢說：「不行！我不偏袒父親，是謂不孝；不守法令，是謂不忠。大王要赦免我們父子之罪，是您的恩賜；伏罪而死，以正國法，是臣的職責所在。」終自刎而死。

這是不講「法治」的國家嗎？其實，我們從來的治道，就是用法而不言法（就是儘把『法治』放在口頭上講）；要不然，試想，一個偌大的國度，不用法，還有不亂的嗎？從《尚書》講「呂刑」以來，那一代沒有法典呢？只是強調用法之弊，實有不可勝言者，如太史公寫《酷吏列傳》的人物，多有這樣的無奈語：

是時民樸，畏罪自重；而（郅）都獨先嚴酷，致行法不避貴戚……武帝即位，吏治尚循謹甚；然（周陽）由居二千石中，最為暴酷驕恣……自寧成、周陽由之後，事益多，民巧法。大抵吏之治，類多（寧）成、（周陽）由等矣……

自（王）溫舒等以惡為治，而郡守、都尉、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，其治大抵盡效溫舒；而吏民益輕犯法，盜賊滋起……大群至數千人，擅自號、攻城邑、取庫兵、釋死罪，縛辱郡太守、都尉殺二千石……小群盜以百數，掠擄鄉里者，不可勝數也。

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、丞相、長史督之，猶弗能禁也……其後小吏畏誅，雖有盜不敢發，恐不能得坐課累府；府亦使其不言，故盜賊寖多，上下相為匿，以文辭避法焉……

學法、習於法的人多說：「治亂世，用重典。」以上所引，就是用「重典」的結果；難怪太史公要慨乎其言地說：

「孔子說：『政府一味用法的結果，勢必導致百姓了無羞恥地鑽法律漏洞，而扭曲了道德、價值觀念，最終社會必將付出慘痛的代價而後已。反過來，政府以道德、禮義來作示範，來教導百姓；社會不但弊絕風清，百姓更能知廉知恥，而登國家於衽席。』

法令只是治國的工具之一，而不是導致國家清平政行的根源呀！你如今倒本為末，變工具為目的，社會焉有不亂？國家焉能不亡呢？」

太史公的《酷吏列傳》寫了：侯封、晁錯、郅都、寧成、周陽由、趙禹、張湯、義縱、王溫舒、尹齊、減宣、杜周等，十二人中能夠壽終正寢的只有趙禹、尹齊、杜周三人，而砍頭棄市的五人、自殺的三人、剃光頭髮穿著囚衣的一人。

我們對照他的《循吏列傳》看，「循吏」只寫：孫叔敖、鄭子產、公儀休、石奢、李離等五人，而個個都是「奉法循理，不伐功矜能，百姓無稱、亦無過行」的官吏。史家說：「太史公傳《循吏》，無漢以下者；傳《酷吏》，無周以前者。寄慨深矣！」

究竟寄託了什麼深沉的感慨？侯封是呂后的重臣，晁錯、郅都是景帝的智囊，寧成以後則都是武帝的能吏；呂后、景帝、武帝，不都是所謂的「英主」嗎？英主而用法、玩法，甚而弄法，太史公有不慨嘆的嗎？ 
 

來源：人間福報